周作人的论文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》，是１９３２年二三月间，作者应沈兼士之邀，在辅仁大学的讲演稿，由邓恭三（广铭）记录、北京人文书店印行。我读高中时，尝取此戋戋小册翻阅，颇有兴味。
最近，读到几本钱钟书的评传时，却发现它们无一例外地记录了钱钟书在清华大学读书时，对周作人这篇论文的批评，
钱钟书这篇发表在《新月月刊》４卷４期（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）的书评，对周作人的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》的批评，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：
其一，钱钟书认为，在中国的“文学”概念中，“文以载道”与“诗言志”只是分工不同，原本是并行不悖的，无所谓两派。所以许多载道的文人，作起诗来，往往抒写性灵而言志。因此，钱钟书批评周作人的讲演，犯了“文以载道”和“诗言志”概念不清、简单交替以及循环论证的毛病。
对于这一观点，钱钟书后来在《中国诗与中国画》一文（收入《旧文四篇》及《七缀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）中又作了进一步阐发，略谓“文以载道”和“诗言志”只规定各别文体的功能，并非概论文学。“文”指的是散文或古文，以区别于“诗”、“词”。因此，在钱钟书看来，这两句话看似针锋相对，实则水米无干或羽翼相辅。文、诗、词是平行的，但不是平等的，“文”为最高。
而且，钱钟书指出，西方文艺理论灌输进来成为常识后，人们容易将“文”理解为广义的文学，把“诗”认为是文学创作精华的代名词……传统文评中有它的矛盾，但是“文以载道”和“诗言志”这两句，不能算是矛盾的口号。因此，钱钟书认为，周作人是“把外来的概念应用得很不内行，就产生了这样的一个矛盾的错觉”。
其二，钱钟书认为，周作人对于文学“源流”的推断，存在“根本的误解”，因为周作人是依据“公安派没有成为正统文学这一事实，而不是文学本身”。钱钟书反驳的理由是，“推而上之，像韩柳革初唐的命、欧梅革西昆的命，同是一条线下来的。因为他们对于当时矫揉造作的形式文学都不满意，而趋向于自我表现。韩的反‘剽贼’，欧的反对‘??’，与周先生所引袁中郎的话，何尝无巧合的地方呢？”
初看起来，钱钟书的反驳，似乎真的如评传作者所言，是“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”。但细读周作人的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》，我注意到，钱钟书的这两点意见，与周作人在文章中所阐发的观点，竟然是针锋不接。换言之，钱钟书对于周作人一文，存在比较明显的误读与误解。可以说，真正产生“矛盾的错觉”的，恰恰是当时２２岁的年轻气盛的钱钟书。
钱钟书对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》的批评，主要集中在第二讲，即“中国文学的变迁”。在这一讲中，周氏开宗明义：“上次讲到文学最先是混在宗教之内的，后来因为性质不同而分化出来。分出之后，在文学的领域内马上有了两种不同的潮流：（甲）诗言志――言志派 （乙）文以载道――载道派”。“这两种潮流的起伏，便造成了中国的文学史。我们以这样的观点去看中国新文学运动，自然也比较容易看得清楚”。
显然，周作人在这里对中国文学作“言志派”与“载道派”的划分，只是对传统文论中“诗言志”与“文以载道”的说法的借鉴，并非如钱钟书所言，生硬地将“言志”文体定为“诗”，将载道文体归为“文”。事实上，在之后的阐释中，周作人也始终把“言志”与“载道”，纳入了相对广义的文学范畴中，并不曾刻意划分出诸如钱钟书所谓的文、诗、词之间平行、平等之类的关系。
但是，在钱钟书那里，周作人所说的“言志”与“载道”，被坐实成了对“诗”、“文”这两种具体的文学体裁的特征的描述，似乎随着“言志派”与“载道派”的兴衰，中国传统文学成了诗与文的竞技场。这显然与常识相悖，也与周作人的观点不符。借用哲学家怀特海（Ｗｈｉｔｅ Ｈｅａｄ）的说法，钱钟书的这一误读，称得上是“错置具体感的谬误”（ｆａｌｌａｃｙ ｏｆ ｍｉｓｐｌａｃｅｄ ｃｏｎｃｒｅｔｅｎｅｓｓ）。
其次，钱钟书在文章中，指出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，那就是许多“载道”的文人，作起诗来，往往抒写性灵而言志。似乎这一现象，是对周作人的“言志”与“载道”观的又一次颠覆。客观地说，钱钟书指出的这一现象，对于作家个体而言，是符合事实的，因为这正是作家思想内涵的多元性和人性丰富多彩的体现。然而，从长时段、整体感来看，一个作家、一个时代的创作思潮、一个作家群体，在文学创作上的旨趣、风格、追求，无疑具有相对恒定的共性。即使某些作家、某些作品，在某个特定的时刻，呈现旁逸斜出的一面，但从文学史的一面看，它们大体还是在文学曲线旁若即若离。而牵动这条曲线的，既有一个时代社会风潮、意识形态等外部因素的横向拉动（体现为“载道”），也有文学创作者内在个性追求的纵向制约（体现为“言志”）。
因此，周作人说，“文学方面的兴衰，总和政治情形的好坏相反背着的”。周作人之所以用“言志”、“载道”来划分文学潮流，就在于他认为“中国的文学，在过去所走的并不是一条直线，而是像一条弯曲的河流，从甲处流到乙处，又从乙处流到甲处。遇到一次抵抗，其方向即取一次转变。”
至于韩愈、柳宗元的文学立场对初唐文风的纠正，欧阳修、梅尧臣的文学态度对西昆派的抵抗，确如钱钟书所言，是“对当时矫揉造作的形式文学的不满意”，与袁中郎的话“不无巧合”，但这并不能否认周作人关于中国传统文学中，“言志派”与“载道派”此消彼长的观点。因为从逻辑上看，钱钟书看到的是局部，周作人关注的是整体；钱钟书看到的是个案，周作人关注的是趋势。而这一点，恰恰是钱钟书对周作人一文的又一次误解。
那么，这样说来，周作人此文是否就没有可议之处呢？其实，钱钟书的文章，有一处地方隐隐触及了周作人此文的“软肋”，只可惜语焉不详。那就是，周作人将“新文学的源流归结为公安派没有成为文学主流的事实，而不是文学本身”。
在我看来，周作人此文的薄弱处，正是在于他“主题先行”的意图太明显了――他明里是追溯新文学运动的源流，实则是要为中国传统文学的发展脉络下判词。翻读这篇不长的演讲稿，不难看到，作为新文学运动主将，为了给新文学运动张目，周作人不惜在文中扬“言志派”而抑“载道派”，却只是笼统地认为“明末的文学，是现在这次文学运动的来源；而清朝的文学，则是这次文学运动的原因”（第三讲）。在这一点上，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》缺乏或者说回避了对中国传统文学全方位的体察。这大概就是钱钟书敏锐地觉察到却未能拈出的“文学本身”的含义。
在这种扬“言志派”而抑“载道派”的主题下，周作人对晚周、魏晋六朝、五代、元、明末、民国的文学成就，评价甚高，而对两汉、唐、两宋、明、清的文学创作颇有微词。周氏的观点是，政治一稳定，社会上较统一，文学就走上了“载道”的路子；反之，就“言志”。因此，周作人推崇魏晋六朝时的《世说新语》、《洛阳伽蓝记》、《水经注》、《六朝文?》以及晚明公安三袁和张宗子的作品。熟悉文学史的人不难看出，无疑隐含了周氏自身的创作兴趣和对外在新文化运动的诉求。
因此，从另一个侧面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，为何周作人对唐宋八大家的文章如此不屑一顾：“虽然韩愈号称文起八代之衰，六朝的骈文体也的确被他打倒了，但他的文章，即使最有名的《盘谷序》，据我们看来，也实在作得不好。”又如，“苏东坡总算是宋朝的大作家，胡适之先生很称许他，明末的公安派对他也捧得特别厉害，但我觉得他不是文学运动方面的人物，他的有名，在当时只是因为他反对王安石，因为他在政治方面的反动。”
这样的评价，又是出自一代宗师之口，在当时是颇能俘获文学爱好者的心的。就连以《中国史纲》名世的史学家张荫麟，在《传统历史哲学之总结算》中写到：“吾人若以循环之观念为导引以考察人类史，则每可得惊人之发现，此则吾所确信不疑者。”为了论证这一“循环之观念”，他所举的例子，正是周作人的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》。不过，以今日的眼光平心视之，只能说周氏此言，是失之偏颇了。高步瀛先生的《唐宋文举要》的选目，就直奔韩潮苏海而去，并不在那些浅俗的作品上流连。最近，我翻读沈德潜为《唐宋八大家古文》作的序时，注意到他针对“后之学者，唯应于宋五子之书是求”，指出“宋五子书，秋实也，唐宋八大家文，春华也，天下无骛春华而弃秋实者”。他还幽默地说：“若舍华就实，而徒敝敝焉，约取夫朴学之指归，穷其流弊，空有等于兽皮之?者，吾未见兽皮之?，或贤于虚华之饰者也。”而金性尧先生在《竟陵派的散文》（见《不殇录》）中的说法，就更简洁了：“在中国的散文大厦里，起栋梁作用的毕竟还是唐宋诸家的大品，不能因为被冬烘先生摇头晃脑地赞美过就如此鄙视。”金先生还说，“因为唐宋散文中那种铿锵作声的‘气’，读起来确实获得了一种音乐上的快感”。我想晚明诸家的小品，大约正是“趣”有余而“气”不足，终不能敲响中国传统文学的黄钟大吕吧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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